云南歌舞之帷|云南民俗民风|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

　内地人想起云南，最先想到总是边地的歌舞。于是他们的边地之行，常常只要看到几场服装鲜艳的民族歌舞。就心满意足，可以打倒回府了。
　　旅游者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看上几场带有异域情调的民族歌舞，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以为几场歌舞就是云南，我就要为他们惋惜了！
　　看到他们匆匆离去的身影，我真想告诉他们：且慢，歌舞只是边地的帷幕！
　　帷幕的后面是什么？他们没有看到。
　　20世纪50年代，诗人徐迟曾送给云南的六个字“美丽、神奇、丰富”。从此，这六个字成了云南人引以自豪的评定，一如臧传佛教的六字真言，时时挂在嘴边。边地的确是美的，也是丰富、神奇的。从五十年代起，取材边地云南的电影，不管是《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边塞烽火》，还是《勐笼沙》、《五朵金花》、《阿诗玛》，演来演去，都少不了神秘的传奇，迷人的风情，或热烈或缠绵的爱情，最后，加上歌舞。看多了这样的电影的外地人，初到边地，总以为云南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狂热或悠扬的歌舞。我也一样。现在我当然不那样看了，但偶到内地公干，还会有朋友问我：昆明街上有大象吗？有老虎吗？少数民族村寨里，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唱歌跳舞吗？我们能看到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情景吗？
　　千真万确，边地盛产歌舞。作为一片隐秘的、原始的、贫穷却又充满了诗性的土地，歌舞不过是盛开在这片土地的人性的花朵。贫穷算得了什么呢？生存的困窘与灵魂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山野之间，我们所听见的一曲一调，所看见的一招一式，都带着生命自由伸展的气息，散发着灵魂郁郁葱葱的芬芳。在这片土地上，与大山长河、土地森林、晴空白云、温馨的风和无拘的牛羊为伍，也与饥饿、劳苦、疫病、赋税相伴的生命，挣脱了捆绑灵魂的绳索，生长的粗壮、朴拙而又健康，歌舞已经成了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因子，一遇到合适的条件，就要表现出来。
　　云南有二十六个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几个节日，从大年初一到世薄三十，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个节日，所谓“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名目繁多的节祭、仪式，使云南堪称秘境。而歌舞正是节祭的主要内容之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舞，每种歌舞又总与一种节祭相连，傣族有孔雀舞、象脚鼓舞和嘎漾舞。每年的泼水节，在德宏、瑞丽、西双版纳的城镇和村寨，在每有一块平地的地方，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随着铓锣和象脚鼓的敲击声，翩翩起舞，景颇族有长刀舞，场面浩大的“目瑙纵歌”。彝族有火把节，火把节有“跌脚”舞，亦名“踏歌”，唐代诗人们的诗句中曾有记载。瓦族有新米节，“木鼓舞”。石林一带的彝族支系橵尼人，有“跳乐”。弥勒的阿细人，则有“跳月”。在滇西北，在那片大山耸峙，江河纵横的高原，香格里拉的藏族有“锅庄”，有弦子舞……不一而足。
　　除了这些自娱性的歌舞，一些民族的歌舞水平之高，甚至道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丽江古城大研镇的“纳西古乐会”，有一支十多个八十多岁左右的纳西老人组成的乐队，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古城演出，近几年，他们甚至演到了英国伦敦，演到了挪威，演到了香港，演到了北京。纳西古乐会的乐队有“三老”：乐曲老——其中有几支曲子，如《太极八卦曲》，据说系由唐玄宗亲手所制，与《霓裳羽衣舞》是姊妹篇；乐器老——乐队里的曲项琵琶等乐器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演奏员老——乐队里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五个，六七十岁的，在这个乐队里只能算是青壮年，怒江大峡谷里的傈僳族，随便请出几个男男女女，竟能以严格的四声部演唱人们熟知的中外歌曲。歌舞既是他们的自娱，也是他们款待客人的最好礼物。进入20世纪80年代，云南的民族民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个杨丽萍，震动了中国舞坛，她的《雀之灵》、《两棵树》，都让人耳目一新。而先前，杨丽萍不过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一名并不是十分出众的舞蹈演员。随后，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出舞剧《阿诗玛》，几乎轰动了整个北京乃至全国，那优美的歌舞，甚至一直跳到了香港和台湾。
　　如此，到了云南，不看云南的歌舞，不让身心感受那来自山野的声音和身体扭动，还能看什么呢？
　　我们就这样被歌舞愉悦着，也被歌舞遮住了眼睛。
　　在很长一断时间里，我跟很多人一样，迷恋这些歌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花花绿绿的民俗传奇、风情歌舞，成了遮挡遍地的一重帷幕。倘如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已经离边地的真实很远很远，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千真万确，边地无尽的歌舞只是它的一道缤纷夺目的帷幕。
　　如果我们的眼睛真地永远只盯着那块美丽的帷幕，我们就永远无法走进这片高原了。
　　我们当然需要妙曼的歌舞，需要慰藉灵魂的音乐，当我们有真正值的欢庆的日子，而我们更需要穿过金绒大幕和七彩灯光，穿过歌舞，穿过丝竹管弦，走进偏僻，走进原始、走进蛮荒、走进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的生命。也走进历史，走进本真，走进歌舞后隐藏着的每个民族的千差万别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