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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民族文化
作者: 云南旅游… 时间: 2008-05-02 点击: 2
       腾冲傈僳族刀杆节是傈僳族世代相传的盛大的民族节日,但因历史及社会的诸多因素的制约,数百年来,刀杆节被封闭在边远偏僻的大山里,外界鲜为人知,史料记载也极少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腾冲傈僳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了飞跃,刀杆节也随之从大山中走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进入县城、省城及辽宁、海南、山东、上海等地。此节日的主题项目——上刀杆及踩火塘,成为了腾冲对外交流的特色文化,引起了国内外不少观众的惊奇与探询,省内外传媒也多有介绍,但均属文艺描写类别的风情散文,很少从学术角度研究。为了对刀杆节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对腾冲傈僳族刀杆节作些粗浅的探索,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刀杆节本事
        腾冲傈僳族刀杆节流传在位于中缅边境线上的腾冲县古永乡、瑞滇乡、明光乡、中和乡等傈僳族地区。每年农历二月初七、初八两日,村村寨寨的傈僳族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汇集到刀杆场上,欢度他们的传统节日——刀杆节。
        刀杆节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才能回答的话题。这里先将傈僳族群众中的说法作一简要介绍:在腾冲傈僳族地区,上刀杆的人均为“香通”(通神鬼的人),据上刀杆有三四十年历史的老“香通”余敬良等人说:在明朝中叶,云南西部边疆一带常有境外入侵者骚扰(傈僳族称入侵者为“浊扒”),闹得边境地区的老百姓长年不得安宁。后来,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将军领兵来到边疆,在国境线上修筑城堡,设立关卡,多次与入侵者激战,保卫了边疆,使老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战后,王将军下令,从国库中拨出粮谷,救济傈僳族,并减免粮税、门户、学租等,深受傈僳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后来,王将军班师回朝,被奸臣下毒害死。虽然他的阴魂升上天空,但他惦记着边疆的傈僳人,遂骑了一匹白马,成为“白马将军”,腾云驾雾来到边疆,传口给傈僳人,要傈僳人二月初八上刀杆,上到杆顶就能永保平安。并且叮嘱道,上刀杆的头天晚上要踩火塘、洗火澡,把筋骨烧得干干净净,上刀杆时刀才不会伤脚。这就是二月初七踩火塘,二月初八上刀杆的来历。
        依据这一传说,形成了后来的刀杆节,其程序及内容如下:
        农历二月初七的早晨,村寨中掌事的庙主(三崇庙的老“香通”)敲响铜锣,召集全寨的男女老少到三崇庙中举行祭仪,杀小猪一头作祭品,并烧纸烛香火。供奉的神灵是从腾越(腾冲的古名)云峰山、大理鸡足山、四川峨眉山、湖北武当山、南海普陀山请来的。这些神灵是鸡足皇帝、火龙太子、火马将军、关圣帝君、释迦牟尼、观音大士、白马将军(即王骥)并金童玉女等。
    二月初七下午,各家各户将备好的栎木柴拿到刀杆场上,堆成约一丈、五尺宽、一人高的柴堆,至傍晚将柴堆点燃,熊熊的大火越烧越旺,村寨中的群众也越聚越多。天黑以后,柴堆烧成通红的炭火,形成一个大火塘,火苗不时窜跳着,将周围的人群照得影影绰绰,红光闪闪,“跳火塘”就要开始了。
        “跳火塘”开始时,先由村寨中的“嘎头”(歌舞活动的头领)带领一队身着节日盛装的男子唱一首祝福的调子,边唱边舞。之后,点燃一串长长的爆竹。在神秘热烈的气氛中,三五个身着红衣红裤、头上裹着红包头,脚上不穿鞋袜的“香通”依次出场。“香通”们除身着红色服装外,头上和腰间还扎有彩纸做成的神符,手中各执两杆红色小旗,口中念念有词,手脚不规则地半舞半跳,使人产生似人非人,似神非神的特殊感觉。“香通”们围着火塘跑跳几圈后,突然赤足跳入火塘,作出惊险动作。这些动作大体分为以下组合:
        1、单脚跨步。
        单脚跨步要求:面对火塘,单脚跳入,以极快的速度用两步或三步从火塘的另一边跳出。
        2、双脚踏跳。
       双脚跳踏要求:双脚并拢,跳入火塘,以五六步跳出火塘,绕火塘跳一圈,然后将手中的红旗插在火塘四周。
        3、捧火洗脸。
        捧火洗脸要求:用双手捧起通红的火炭,以火当水快速地抹在脸上揉擦,反复数次。
       4、火中打滚。
       火中打滚要求:双脚弯曲,双手抱紧,上身躬曲,以侧身滚入火塘,然后立起,左右反复数次,以净筋骨,以上刀杆作好准备。
        5、玩铁链子。
        玩铁链子要求:将一段粗铁链丢入火塘,烧得半红,然后用手挽住,相互传递,翻动玩耍。
        在进行“踩火塘”的各项活动中,要不断地将备好的艾香沫撒入火塘,燃起香雾,以达除雅驱魔之目的。
        在“香通”的各种火祭完成后,火塘的炭火尚未熄灭之时,傈僳族的男女老少便在“嘎头”的带领下,围绕火塘跳起传统圆圈舞,尽情欢乐,直到深夜。
        二月初八早上立刀杆。立刀杆者系村寨中剽悍的男人,他们将山中砍来的粗大、笔直的两棵栎木抬到刀杆场上预定的位置,并将头一天各家各户磨得闪亮锋利的长刀用藤条绑牢在杆上。刀杆长度有两种:一种绑36把刀,另一种绑72把刀,刀口朝上,刀把左右岔开,在刀杆底部、中部和上部分别绑上三道交叉的刀,形成“剪子口”。传说36把或72把刀象征着王将军建立的36或72道关卡,三个“剪子口”代表3道雄关,亦即3座城堡——木城、石城、水城。刀杆上下每把刀上须系上红、白、黄、绿、蓝五色纸花,每朵纸花下扎一张甲马(神符)。刀杆绑好后,在其四周钉4棵牢实的木桩,然后用4根粗实的藤条拴紧杆顶,在一片呐喊助威声中将刀杆竖起,并将藤条系牢在4棵木桩上,一架高耸、笔直的以刀为梯的“天梯”便雄伟地立在刀杆场上了。
        在竖刀杆及上刀杆这一时限内,有身背长刀的护卫人员四处巡视监护,不允许生人和妇女靠近刀杆,即使是本族妇女亦不允许,据说此举是避免不洁净之物亵渎神灵,以保证上刀杆之安全。
        上刀杆前要举行祭仪,祭仪一是燃香,一是杀1头公猪、9只公鸡,公猪祭献于中间位置,9只公鸡分别在东南西北方向、4棵木桩下及刀杆下面各献一只。祭仪完成后,由初七晚上踩过火塘的“香通”们作最神圣的上刀杆活动。
        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着红服、披神符、赤双足的“香通”们由资历最深的老“香通”率领依次上杆。他们用双手反扣着胸前的刀,两只赤足踩在锋利的刀刃之上,沉着、稳健地一级一级往上攀登。当第一个上到杆顶时,常常在杆顶作倒立等惊险绝技,然后口念四句“吉利”,祈求神灵保佑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无病无灾、国泰民安”。并请神灵预示未来吉凶,即从杆顶往东、南、西、北四方掷下4面小旗,若小旗杆立于土中不倒,则预示此方吉祥平安;若其中一方或几方出现倒旗,则预示倒旗方向有凶祸或灾难,须采取其他神法除雅解难。“香通”依次上到杆顶,再从杆顶的另一面下杆。当两个“香通”上、下相遇时,须格外小心,以防事故发生。全体“香通”下杆后,全村寨男女老少欢歌跳舞,互相祝福,互相敬酒,简直成为歌舞饮酒的盛会,日以继夜,尽兴而终,这便是傈僳族刀杆节活动的形式与内容。
        以上说法,有神话传说成分,亦有史事成分。在有关史事中,有正确的部分,亦有错误部分:王骥将军安边设卡,平定边乱属于史实,这便是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七年(公元1442年)、十三年(公元1448年)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大败勾结外族、入侵国土的思氏土司父子的“三征麓川”事件。至于王骥显灵则属神话传说。除此而外,上述说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史事矛盾,那便是腾冲傈僳族定居腾冲并非明代,而是清代,因此弄清腾冲傈僳族居腾冲的历史,对研究刀杆节的来源及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腾冲傈僳族的来历
        关于腾冲傈僳族的来历记载有二:一为傈僳族《余氏孺人墓志》;一为《腾冲县志》。《余氏孺人墓志》有“原籍江头,祖太余家,创业古永,住居胆扎……”等记载,记述了余氏率三个儿子从怒江迁徙到腾冲古永乡胆扎村的历史。该墓志作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重修余氏墓冢时,墓志还记述道:至清光绪二十二年,余氏迁腾的后裔已“相传九代”。由此可知,余氏迁腾系清代初期。《腾冲县志》对腾冲傈僳族的迁腾历史则有更准确的记载:腾冲傈僳族最先于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从怒江泸水怕底河迁至腾冲瑞滇乡水城、横山等村寨居住。其后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又有一支傈僳人从怒江片马迁徙到腾冲古永乡胆扎村居住。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住在腾冲古永乡轮马村的余、熊两姓傈僳族的一部分人被派到另一边境哨卡——猴桥,负责守卡,并定居猴桥。此后,陆续有从其他途径迁居腾冲的傈僳族。
    既然王骥到腾安边设卡是明正统年间的史事,而傈僳族居腾是清乾隆年间的史事,中间相距二百多年,那么,刀杆节怎么会形成为腾冲傈僳族的传统节日呢?这与腾冲汉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刀杆节的传人
        腾冲虽属边地,但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远在新石器时代,腾冲就有人类活动。但是,腾冲居民的大量增加,却是在明洪武以后。据历史永远,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中央王朝派沐英父子率军到腾平定内外勾结的边境叛乱。明正统六至十三年(公元1441~1448年),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大败勾结外族、入侵国土的思氏土司父子,将其逐出大金沙江(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以外。明万历年间,陇川岳凤施展阴谋,篡夺边地统治权,依靠外敌,分裂祖国,明王朝调江西武靖参将邓子龙、南京坐营中军刘綎率军平叛。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命金腾兵备道漆文昌设八关九隘。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腾越知州胡启荣,又在边境地区设77卡。之后,累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边地战争。数百年间,中央王朝的数10万大军云集腾冲,并以腾冲为基地,外派军队,这些军人随着明清两代实行的军屯、民屯制度,大部落籍腾冲,成为当今腾冲汉族居民的祖先。当年,他们多在边境执行守卡任务,而初入腾冲的傈僳族亦居住在边境线上,并与汉族一道执行军事任务,汉傈两族人民水乳交融,互为影响。当年从中原内地来腾的军人必然带入许多汉文化,其中包括具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祭仪活动。腾冲古永乡有个苏江村,主姓王姓及郭姓,据其家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均为随王骥来腾戍边的军人,原为南京籍。据该村现年84岁高龄的郭金仪老人说,他年轻时听祖辈传言:刀杆原来是苏江村王家上的,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统领王尚书安边而举行的,后来传到二十多里外的边境傈僳族地区便生了根。这段说法虽系口啤资料,然而却是符合腾冲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因而可信度很高,其原因可从下列三点得到佐证:其一,刀杆节的主旨是为纪念王骥,事情当然是发生在王骥班师回朝之后的不长时间内,也就是明正统年间。这就从事件和时间两个方面说明是当地的军户为纪念其统帅而举办的,而这些军户乃是从内地来的落籍军人。其二,举办刀杆节时的祭祀活动是在“三崇庙”中,所供奉的神仙除王骥而外,沿有释迦牟尼、观音、关圣以及大理鸡足山的鸡足大王等,这些神系佛家、道家、以及白族的本主神(鸡足山下一白族村寨供奉有本主神鸡足大王、系民间传说中的神仙),并非傈僳族所信奉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这就说明这些神最初是从汉族中伴随刀杆活动引入的,后又引入了白族传说中的神。其三,上刀杆、踩火塘者均为“香通”,“香通”实为汉族“香僮”的别音,即汉族的巫师。傈僳族称本民族的神职人员为“尼扒”(高级巫师)或“毕扒”(普通巫师),并无“香僮”称呼。腾冲名人李根源、刘楚湘先生主纂的《腾冲县志稿》中对此亦有明文记载:“腾冲隘地(即现今边境的关隘险要之地)尚有巫教之‘香僮’,其术无师传,信之以为神附之,能跣足于炽炭之中,烧铁练缠于脖颈,空中借火,赤足履利刃,咬瓷瓦杯盘如嚼饼饵,所奉为‘三崇’之神,每年二月八日演刀杆之剧,相传此种巫教乃明正统间王骥征麓川时设之以威服诸夷也否欤?”如果据此而论,则刀杆活动在王骥班师回朝之前已有之,当为傩仪中的军傩,即古代军队出师或演练时举行的示威活动。在王骥回朝后,演变为纪念他的活动。以上佐证,说明郭金仪老人的祖传说法是有根据的。可以肯定,当年的上刀杆及踩火塘属于汉族傩祭加入了纪念英雄(王骥)的内容。由于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较之傈僳族地区发达,这一原始傩祭的形式随着更为先进的外来文化的传人逐渐失传;而傈僳族地区较为封闭,长期处于原始公社的残余时期,因之,这一古老的傩祭形式逐渐与本民族的歌舞等民族文化融合,形成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因而被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当然,傈僳族能够接受原属汉族的上刀杆、踩火塘活动并使之演变为傈僳化的民族节日究其原因并非简单的搬用,它有其内在的文化联系,并从其中找到了文化交融的契合点。
        四、契合、变异及其文化内涵
        腾冲傈僳族在迁入前后长期居住在深山野岭之中,其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他们无力与自然抗争,只好寄希望于自然崇拜,以达请福纳吉、驱鬼逐邪的目的。第一,傩祭形式的上刀杆、踩火塘活动,正好适应了傈僳族的心理需求,于是便很自然地被傈僳族接受,这是前提条件。第二,这一活动中具有突出的“火崇拜”因素。傈僳族祖祖辈辈住在高寒山区,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火,火给人们温暖,给人们光明,给们特殊的食物享受;火也带给人们恐惧,甚至威胁人们的生命,因此,火被神化了,“踩火塘”突出地体现了傈僳族对火的崇拜。第三,傈僳族生产生活离不开刀,他们出门必须带刀,刀不仅是生产工具、防身器物,且是英武阳刚的象征,上刀杆这一活动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傈僳人勇敢尚武、崇拜刀剑的特殊气质。第四,在傈僳族的原始崇拜观念中,祖先崇拜、英雄崇拜是很突出的。在他们的口头传说中有很多具有超自然力的英雄人物,当他们从怒江河谷翻越高黎贡山来到腾冲并在边境一线与当族共同戍边守卡时,听到王骥的功德事迹,并切身感受到安边设卡给他们带来的和平、安宁的生活,因此,对王骥这一英雄人物特别崇拜,并把他视为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于是,刀杆节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请福纳吉、驱鬼逐邪”,而具有了“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主题,并且体现出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及积极作用。第五,刀杆节在傈僳化的过程中大量地融入了傈僳族歌舞。在整个刀杆节期间,全民族的歌舞活动日以继夜。歌颂祖先,歌颂创业,交流情感,传承文明,成为傈僳族歌舞盛会的主题。由此,自然而然地凝固为定型的民族传统节日,因而历经数百年而不衰,成为具有鲜明傈僳族特点的珍贵的民族文化。
        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刀杆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腾冲傈僳族的刀杆节出现了“一源二流”的状况。一方面,一年一度的传统刀杆节依然在傈僳山寨举行,这是原汁原味的刀杆节。另一方面,为适应山寨以外的文化经贸活动,形成了外出表演性的上刀杆活动。这种活动有四个特点:一是时间、地点随外界需要而定,并不严格遵守原来的规矩。二是祭仪活动被淡化,因为离开傈僳山寨已不具备祭仪条件。当第一次外出到保山、大理参加民族体育比赛时,“香通”们担心外出上刀杆出问题,采取了外出之前先行祭祀,祈求平安,代替了现场祭祀。之后,因为外出当中不断变更演出地点,无法回山寨祭祀,遂渐淡化,最终舍去了。三是与经济挂勾,收取一定的经济报酬,呈现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四是强化了艺术表演,形成了一套新的表演程式,这一程式大体分为:第一,上刀杆之前介绍上刀杆的来历意义。第二,傈僳姑娘在刀杆下跳《撒谷打》。“撒谷打”意为喝同心酒,跳同心舞,往往是邀请场上宾客与傈僳姑娘脸贴着脸,肩挤着肩共同喝下同一碗酒,以增强欢乐友谊的气氛。第三,“香通”出场,围绕刀杆跳刀杆舞,解说员结合“香通”的舞蹈加以介绍。第四,傈僳姑娘向“香通”献酒,此酒是壮胆酒、英雄酒。第五,“香通”亮掌,让观众看清脚掌上并无防护措施,是真功夫。第六,邀请现场观众验刀。往往是请两位观众到刀杆下,以证明刀是锋利的。第七,“香通”依次上刀杆,解说员以热情动人的语言加以赞颂。第八,“香通”下杆,全场鼓掌,傈僳姑娘跳起了傈僳族的传统舞蹈——“跳嘎”,全场一片欢腾。
        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腾冲傈僳族以自己民族的精神财富——刀杆节奉献于世人,并使之由封闭走向开放,以适应现代文明的需求。这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硕果,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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